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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珍的神秘性其实在那个下午，就是瘸子和小黎黎在书房密谈后的当天下午，便开始闪闪烁烁地显山露水了。这天下午，他被瘸子用吉普车接走，到晚上才回家，还是小车送回来的。回家后，他的目光里已藏着秘密，面对家里几个人殷切询问的目光，他久久没有开腔，可以说行为上也露出了秘密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跟瘸子走了一趟，跟家里人已产生了隔阂。过了很久，他在言必称校长的小黎黎的催问下，才重重地叹一口气，犹犹豫豫地说：“校长，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。”话说得很轻，却是掷地有声，把在场的人，小黎黎，老夫人，容先生，都惊异得无言以对。小黎黎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都是不能说的。”把几对已经吃紧的目光又收紧了一层。老夫人上来劝他：“如果你觉得不该去就不去嘛，又不是非去不可的。”金珍说：“就是非去不可了。”老夫人：“哪有这样的事？他（指小黎黎）是他，你是你，他同意不是说你就一定得同意。我看你就听我的，这事你自己决定，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，我给你去说。”金珍说：“不可能的。”老夫人：“怎么不可能？”金珍说：“他们只要认准你，谁都无权拒绝的。”老夫人：“什么单位嘛，有这么大权力？”金珍说：“不能说的。”老夫人：“跟我都不能说？”金珍说：“跟任何人都不能说，我已经宣过誓”适时，小黎黎猛然拍一记巴掌，站起来，大义凛然地说：“行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，说，什么时候走？决定了没有？我们好给你准备。”金珍说：“天亮之前必须走。”这一夜，几个人都没有睡觉，大家都在忙着给金珍准备这准备那的，至凌晨四点钟，大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主要是书和冬天的衣服，捆在两只纸箱里。再准备就是些日常的零零星星的东西，虽然金珍和小黎黎都说有些东西将来可以临时买，无需带的，但两位女性似乎有些控制不住的，楼上楼下地跑，挖空心思地想，一会是收音机、香烟的，一会又是茶叶、药品的，很快又细心而耐心地收满一只皮箱。快五点钟时，几个人都下楼来，老夫人的情绪已很不稳定，所以难能亲自下厨给金珍做早饭，只好叫女儿代劳。但她一直坐在厨房里，寸步不离地指挥着女儿，这个那个地提醒着，要求着。不是说容先生不会下厨，而是因为这顿饭非同寻常，是顿送行饭。在老夫人心里，送行饭起码要达到如下四项特殊要求：1主食必须是一碗面食，取的是长寿平安的意思。2面又必须是荞麦面；荞麦面比一般面要柔韧，意思是一个人在外要能屈能伸。3调味时必须要加酸醋、辣椒和桃仁；桃仁是苦的，意思是酸甜苦辣味，其中酸、苦、辣三味都留在了家里，出去就只有甜了。4数量上宁少勿多，因为到时必须金珍吃得滴水不剩的，以象征圆圆满满。与其说这是一碗面，倒不如说是老夫人的一捧心，装满了美好的祝愿和期待。寓意深重的面热腾腾地上了桌，老夫人喊金珍快吃，一边从身上摸出一块雕成卧虎状的玉，塞在金珍手上，要他吃完系在裤腰带上，说是可以给他带来好运的。就这时，门外响起来车和停车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瘸子带着司机进来，和大家招呼后，吩咐司机装东西上车。金珍依然在默默地吃着面，他从开始吃面起就一直缄默不语，是那种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的无语。面已经吃得滴水不剩，但他还是默默地坐着，没有起身的意思。瘸子过来，拍一下他的肩膀——像已经是他的人一样的，说：“告个别吧，我在车上等你。”回头跟两位老人和容先生作别而去。屋里静悄悄的，目光都是静的，收紧的，凝固的。金珍手上还捏着那块玉，这会儿正在使劲搓揉着，是屋子里惟一的动。老夫人说：“系在皮带上吧，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”金珍将玉凑到嘴前，亲吻一下，准备往皮带上系。适时，小黎黎却把玉从金珍手上拿过来，说：“凡夫俗子才需要别人给他带来好运，你是个天才，相信自己就是你的运气。”说着从身上拔下那支已跟随他快半个世纪的沃特牌钢笔，插在金珍手里，说“你更需要这个，随时把你的思想记下来，别叫它们跑掉，你就会不断发现自己是无人能比的。”金珍像刚才一样，默默地亲吻一下钢笔，插在胸前。这时，外面响起汽车喇叭声，只点了一下，很短促的。金珍像没听见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小黎黎说：“在催你了，走吧。”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小黎黎说：“你是去替国家做事的，高高兴兴地走吧。”金珍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小黎黎说：“屋里是你的家，屋外是你的国，无国乃无家，走吧，别耽误了。”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像是离别的愁怅将他牢牢地粘在了凳子上，动不了了！外面又响起汽车喇叭声，比刚才拖长了声音。小黎黎看金珍还是没动，跟老夫人使个眼色，意思是喊她说句话。老夫人上来，双手轻轻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，说：“走吧，珍弟，总是要走的，师娘等着你来信。”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，朦朦胧胧地立起身，恍恍惚惚地迈开步子，往门口走去，却没有话语，脚步也是轻轻的，像梦游似的走，把家里人都弄得糊里糊涂的，都如梦游似的跟他走。走到门前，金珍猛然转过身来，咚地一声跪在地上，对着两位老人没有犹豫地磕了一个响头，带泪地喊一声：“娘——我走了，我走到天涯海角，都是你们的儿”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五点多钟，就是从这一刻起，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n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十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，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。临行前，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，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与亲人们作别，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泪流满面，好像离别的双方都预先知道这次离别的不同寻常。可以不夸张地说，从那之后，没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，他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，有如是被一只大鸟带走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，消失了。感觉是这个新生的名字（或身份）是一道黑色的屏障，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，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。以后，人们只知道他呆在某一个地方，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——本市36号信箱。仿佛很近，就在身边。可实际上无人知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——容先生访谈实录我曾问过几个在邮局工作的学生，本市36号信箱是个什么单位、在哪里，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，好像这是地球以外的一个地址。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地方就在本市，但当我们收到珍弟第一封来信时，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告诉我们，这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东西。他去的地方可能很远，甚至可能在很远的地方的地底下。他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，我们是在第12天收到的，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，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毛主席的一句诗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。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，印成红色。最特别的是，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，只有接收局的邮戳。以后，每次来信都这样，同样的信封，同样的没有始发邮戳，邮路时间也差不多，都在八九天左右。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毛主席的诗句被换成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名：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但其他都还一样。什么叫国家机密？从珍弟神秘怪诞的来信中，我多少知道了一点点。是珍弟走的当年冬天，12月份，有天晚上，外面刮着大风，天气骤然降温，吃饭的时候，父亲突然觉得有点头痛，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，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后，便早早上楼去休息了。没几个小时，等母亲上床去休息时，发现父亲身上还是热乎的，但人已没了气息。父亲就这样去世了，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，好像父亲知道没有珍弟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流产，所以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自己。当然，事实不是这样的，是脑溢血夺走了父亲的生命。喊不喊珍弟回来，开始我们有些犹豫，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，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，又那么远——我当时已笃定珍弟没在本市。但母亲最后还是决定喊，母亲说：既然他姓容，喊我是娘，他就是我们的儿子，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。就这样，我们给珍弟拍去电报，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。但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，他代表容金珍给父亲敬献了花圈。花圈很大，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个，但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安慰，甚至还有些忧伤。说真的，以我们对珍弟的了解，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，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，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，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。他不回来，我们当然想法很多，不知为什么，也许是来人说的有些话太隐晦，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；什么他们都是容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，他们来就代表容金珍来；什么这个他无法回答我们，那个他不能说的，等等。这些话我听着想着，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珍弟已经出事了，死了。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又短，而且一年年都是这样，老是见信见不到人，我真的越来越怀疑珍弟已不在人世。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机构里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，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，而给死者亲属制造人死犹在的假象，可以说就是我们体现光荣常用的一种方式，是光荣的一部分。总之，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来，看不到他人，听不到他声，光凭几封信，我对他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信心了。然后是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，跟着是埋在我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发了。一张大字报揭发我，说我一直在苦恋那个人（容先生前男友），因此各种大胆离奇的设想、妖怪的推理相... -->>
金珍的神秘性其实在那个下午，就是瘸子和小黎黎在书房密谈后的当天下午，便开始闪闪烁烁地显山露水了。这天下午，他被瘸子用吉普车接走，到晚上才回家，还是小车送回来的。回家后，他的目光里已藏着秘密，面对家里几个人殷切询问的目光，他久久没有开腔，可以说行为上也露出了秘密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跟瘸子走了一趟，跟家里人已产生了隔阂。过了很久，他在言必称校长的小黎黎的催问下，才重重地叹一口气，犹犹豫豫地说：“校长，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。”话说得很轻，却是掷地有声，把在场的人，小黎黎，老夫人，容先生，都惊异得无言以对。小黎黎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都是不能说的。”把几对已经吃紧的目光又收紧了一层。老夫人上来劝他：“如果你觉得不该去就不去嘛，又不是非去不可的。”金珍说：“就是非去不可了。”老夫人：“哪有这样的事？他（指小黎黎）是他，你是你，他同意不是说你就一定得同意。我看你就听我的，这事你自己决定，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，我给你去说。”金珍说：“不可能的。”老夫人：“怎么不可能？”金珍说：“他们只要认准你，谁都无权拒绝的。”老夫人：“什么单位嘛，有这么大权力？”金珍说：“不能说的。”老夫人：“跟我都不能说？”金珍说：“跟任何人都不能说，我已经宣过誓”适时，小黎黎猛然拍一记巴掌，站起来，大义凛然地说：“行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，说，什么时候走？决定了没有？我们好给你准备。”金珍说：“天亮之前必须走。”这一夜，几个人都没有睡觉，大家都在忙着给金珍准备这准备那的，至凌晨四点钟，大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主要是书和冬天的衣服，捆在两只纸箱里。再准备就是些日常的零零星星的东西，虽然金珍和小黎黎都说有些东西将来可以临时买，无需带的，但两位女性似乎有些控制不住的，楼上楼下地跑，挖空心思地想，一会是收音机、香烟的，一会又是茶叶、药品的，很快又细心而耐心地收满一只皮箱。快五点钟时，几个人都下楼来，老夫人的情绪已很不稳定，所以难能亲自下厨给金珍做早饭，只好叫女儿代劳。但她一直坐在厨房里，寸步不离地指挥着女儿，这个那个地提醒着，要求着。不是说容先生不会下厨，而是因为这顿饭非同寻常，是顿送行饭。在老夫人心里，送行饭起码要达到如下四项特殊要求：1主食必须是一碗面食，取的是长寿平安的意思。2面又必须是荞麦面；荞麦面比一般面要柔韧，意思是一个人在外要能屈能伸。3调味时必须要加酸醋、辣椒和桃仁；桃仁是苦的，意思是酸甜苦辣味，其中酸、苦、辣三味都留在了家里，出去就只有甜了。4数量上宁少勿多，因为到时必须金珍吃得滴水不剩的，以象征圆圆满满。与其说这是一碗面，倒不如说是老夫人的一捧心，装满了美好的祝愿和期待。寓意深重的面热腾腾地上了桌，老夫人喊金珍快吃，一边从身上摸出一块雕成卧虎状的玉，塞在金珍手上，要他吃完系在裤腰带上，说是可以给他带来好运的。就这时，门外响起来车和停车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瘸子带着司机进来，和大家招呼后，吩咐司机装东西上车。金珍依然在默默地吃着面，他从开始吃面起就一直缄默不语，是那种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的无语。面已经吃得滴水不剩，但他还是默默地坐着，没有起身的意思。瘸子过来，拍一下他的肩膀——像已经是他的人一样的，说：“告个别吧，我在车上等你。”回头跟两位老人和容先生作别而去。屋里静悄悄的，目光都是静的，收紧的，凝固的。金珍手上还捏着那块玉，这会儿正在使劲搓揉着，是屋子里惟一的动。老夫人说：“系在皮带上吧，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”金珍将玉凑到嘴前，亲吻一下，准备往皮带上系。适时，小黎黎却把玉从金珍手上拿过来，说：“凡夫俗子才需要别人给他带来好运，你是个天才，相信自己就是你的运气。”说着从身上拔下那支已跟随他快半个世纪的沃特牌钢笔，插在金珍手里，说“你更需要这个，随时把你的思想记下来，别叫它们跑掉，你就会不断发现自己是无人能比的。”金珍像刚才一样，默默地亲吻一下钢笔，插在胸前。这时，外面响起汽车喇叭声，只点了一下，很短促的。金珍像没听见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小黎黎说：“在催你了，走吧。”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小黎黎说：“你是去替国家做事的，高高兴兴地走吧。”金珍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小黎黎说：“屋里是你的家，屋外是你的国，无国乃无家，走吧，别耽误了。”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像是离别的愁怅将他牢牢地粘在了凳子上，动不了了！外面又响起汽车喇叭声，比刚才拖长了声音。小黎黎看金珍还是没动，跟老夫人使个眼色，意思是喊她说句话。老夫人上来，双手轻轻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，说：“走吧，珍弟，总是要走的，师娘等着你来信。”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，朦朦胧胧地立起身，恍恍惚惚地迈开步子，往门口走去，却没有话语，脚步也是轻轻的，像梦游似的走，把家里人都弄得糊里糊涂的，都如梦游似的跟他走。走到门前，金珍猛然转过身来，咚地一声跪在地上，对着两位老人没有犹豫地磕了一个响头，带泪地喊一声：“娘——我走了，我走到天涯海角，都是你们的儿”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五点多钟，就是从这一刻起，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n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十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，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。临行前，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，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与亲人们作别，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泪流满面，好像离别的双方都预先知道这次离别的不同寻常。可以不夸张地说，从那之后，没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，他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，有如是被一只大鸟带走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，消失了。感觉是这个新生的名字（或身份）是一道黑色的屏障，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，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。以后，人们只知道他呆在某一个地方，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——本市36号信箱。仿佛很近，就在身边。可实际上无人知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——容先生访谈实录我曾问过几个在邮局工作的学生，本市36号信箱是个什么单位、在哪里，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，好像这是地球以外的一个地址。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地方就在本市，但当我们收到珍弟第一封来信时，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告诉我们，这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东西。他去的地方可能很远，甚至可能在很远的地方的地底下。他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，我们是在第12天收到的，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，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毛主席的一句诗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。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，印成红色。最特别的是，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，只有接收局的邮戳。以后，每次来信都这样，同样的信封，同样的没有始发邮戳，邮路时间也差不多，都在八九天左右。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毛主席的诗句被换成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名：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但其他都还一样。什么叫国家机密？从珍弟神秘怪诞的来信中，我多少知道了一点点。是珍弟走的当年冬天，12月份，有天晚上，外面刮着大风，天气骤然降温，吃饭的时候，父亲突然觉得有点头痛，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，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后，便早早上楼去休息了。没几个小时，等母亲上床去休息时，发现父亲身上还是热乎的，但人已没了气息。父亲就这样去世了，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，好像父亲知道没有珍弟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流产，所以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自己。当然，事实不是这样的，是脑溢血夺走了父亲的生命。喊不喊珍弟回来，开始我们有些犹豫，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，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，又那么远——我当时已笃定珍弟没在本市。但母亲最后还是决定喊，母亲说：既然他姓容，喊我是娘，他就是我们的儿子，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。就这样，我们给珍弟拍去电报，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。但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，他代表容金珍给父亲敬献了花圈。花圈很大，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个，但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安慰，甚至还有些忧伤。说真的，以我们对珍弟的了解，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，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，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，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。他不回来，我们当然想法很多，不知为什么，也许是来人说的有些话太隐晦，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；什么他们都是容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，他们来就代表容金珍来；什么这个他无法回答我们，那个他不能说的，等等。这些话我听着想着，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珍弟已经出事了，死了。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又短，而且一年年都是这样，老是见信见不到人，我真的越来越怀疑珍弟已不在人世。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机构里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，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，而给死者亲属制造人死犹在的假象，可以说就是我们体现光荣常用的一种方式，是光荣的一部分。总之，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来，看不到他人，听不到他声，光凭几封信，我对他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信心了。然后是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，跟着是埋在我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发了。一张大字报揭发我，说我一直在苦恋那个人（容先生前男友），因此各种大胆离奇的设想、妖怪的推理相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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